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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金日成提出了“主体思想”。1955年12月28日，金日成对宣传鼓动工作人员发表讲话，严厉指责莫斯科派的许嘉谊（又译许哥而）、朴昌玉、朴永彬和延安派的朴一禹。金说：“从苏联回来的人主张学苏联的方法，从中国回来的人则主张学中国的方法。这种争吵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正在进行朝鲜的革命，而不是别的国家的革命。朝鲜革命，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工作的主体。因此，必须使一切思想工作服从朝鲜革命的利益。”为了突出“主体”，朝鲜领导人很少在公开场合提到兄弟国家给予的大规模援助，更不能把经济建设的成就归结到这一点上。金日成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维护自己在党内的权威和领导地位，并非有意冒犯苏联和中国。金日成非常明白，朝鲜的经济发展，无论如何也离不开苏联和中国的援助。所谓“主体”，只是政治上和政策上保持自立，并不排除经济上依赖外援。所以，尽管在内部讲话如此激昂慷慨，在考虑未来的五年计划时，金日成首先想到的还是要向莫斯科和北京寻求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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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参加苏共二十大期间，内阁副首相崔庸健请求苏联政府延缓贷款的归还日期并免于归还到期款项。此外，还要求提供进一步的援助。朴昌玉后来告知，朝鲜希望在未来的五年计划期间再得到10亿卢布的物资援助，并估计中国也会答应给予同等数量的援助。5月出访莫斯科之前，金日成向苏联大使重复了这些要求，只是把无偿援助的金额降至5亿卢布。同时，朝鲜希望东欧国家（主要是东德、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同意免除朝鲜的一切债务，还打算向东德借款。

6-7月，金日成亲自率团访问苏联和东欧，收获并不如愿。东欧国家都强调自身的困难，不愿再增加新的无偿援助，只有东德，经过反复商讨，答应从以前援建咸兴市的剩余资金中，拨出1800万卢布作为无偿援助，用于向朝鲜提供日用品。罗马尼亚同意借款，没有确定数额。还是苏联慷慨一些，但只答应提供3亿卢布无偿援助，并取消5.7亿卢布的债务。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冷漠，一方面是出于经济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朝鲜的不满。苏联大使伊万诺夫（V.Ivanov）指出，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56年4月）的文件表明，朝鲜“在确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时，没有放弃建立自己的闭关自守的经济，也没有关注进一步加强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联系以及他们之间形成的劳动分工的问题”。更令人不能忍受的是，金日成在洋洋万言的总结报告中，对于经济恢复时期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大规模无偿援助，竟只字未提。

在困难时刻，金日成当然不会忘记向中国求援。朝鲜代表团自欧洲回来后，便开始进行准备。8月初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人与中国使馆会谈后，起草了关于请求中国提供援助给朝鲜政府的建议。大使乔晓光估计，金日成将率团出席中共八大，届时会与中国领导人讨论援助的问题。同时，朝鲜驻华使馆向中国政府提交了1957年商品供应协议草案。根据该协议，中国将向朝鲜出口商品2亿元，而朝鲜出口中国的商品仅4000万元，其差额未作说明，但给中国人的感觉是朝鲜政府有意请中国一笔勾销这个缺口。8月21日金日成在与乔晓光会谈时提出，在新的五年计划期间，朝鲜政府无法满足居民的物质需求，因而请中国继续给予援助。然而，几天后发生的劳动党八月事件，导致中朝上层关系急剧紧张，金日成决定不再前往北京出席中共八大。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紧急召见正在出席中国八大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崔庸健，严厉指责朝鲜党迫害持不同政见的干部的做法，还派彭德怀（米高扬陪同）去平壤，迫使朝鲜劳动党撤销八月全会的决议。其结果，中国对朝鲜提供援助的问题自然也提不上议事日程了。尤其是11月朝鲜提出请联合国出面调解朝鲜半岛问题的建议后，毛泽东更加不满，认为朝鲜可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金日成要走铁托或纳吉的道路。显然，此时朝鲜很难指望再得到中国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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