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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1月李周渊走访了波、捷、匈、罗、保、阿和东德，争取到大批援助。除阿尔巴尼亚只同意提供1.2万吨沥青及布匹外，其余每个国家都答应无偿援建2-5个工业企业，并赠送大量生活日用品等物资。不过，东欧国家在恢复时期对朝鲜的援助总体规模并不大，这些国家的援助金额总计11.47亿卢布，其中仅东德就占一半（5.45亿），而使用期限则长达10年。到1954年底，所有东欧国家援助实际使用的金额加在一起只有2.02亿卢布。正如匈牙利学者指出的，“平壤对不能够向其提供实质援助的共产党国家建立联系的兴趣不大”，而“这种冷淡经常被证明是相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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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金日成在中国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由于战争期间中朝领导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和冲突，朝鲜对中国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种信任和感激。据苏联外交部的观察，战后中朝关系有一种“不正常现象”：志愿军司令部“居住条件很差，朝鲜领导同志也极少去那里”；在战争展览馆的12个战绩展厅中，只有一个专门给中国人看的展厅集中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功绩，而在其余所有的展厅中，只宣传朝鲜人民军的作战，根本没有关于志愿军的内容；如此等等。在这种氛围下向中国伸手，朝鲜人多少有些尴尬。

让金日成感到意外的是，他在北京两个星期访问所得，竟然远远超出了在莫斯科的收获。关于对朝鲜的援助，中方提出签署《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等七个文件，金日成完全接受。根据已经公开的材料，中国的援助包括：1950年6月至1953年底中国援助朝鲜的72900亿元（合14.5亿卢布）全部免于偿还；在4年（1954-1957）期限内，再提供80000亿元（合16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其中1954年提供30000亿元（合6亿卢布），这些款项将用于供应工业原料、建筑材料、机器设备、粮食和其他用品，以及修复铁路和桥梁；在3年（1954-1956）期限内，中国自费收养22735名朝鲜难民儿童，并赡养负责教育这些儿童的7186名朝鲜公民及其家庭成员。此外，中国在其他方面给予朝鲜的援助条件，也比苏联优惠的多。根据中朝协议，对于赴朝工作的中国专家，朝鲜政府只需支付他们在中国所领取的同等工资（含出差和补助费）、医疗费、住宿费和交通费，不承担其他任何费用。而按照苏联派遣专家的要求，除此之外，朝鲜政府每年还要支付每个专家相当于在苏联一个月工资额的旅行费、休假补贴费、相当于两个月工资额的补助费（高等院校），特别是每月要按照专家的技术等级向苏联政府支付2000-4000卢布的原单位损失费。来华实习的朝鲜员工，可以享受与中国同等技术人员或技工相同的待遇，包括公费医疗，只需支付住宿费。朝鲜政府仅承担实习人员来往的差旅费。而按照苏联关于接受实习人员的规定，所有的费用都要朝鲜方面承担，此外还要支付指导实习的费用，平均每人每月100-150卢布。对于朝鲜留学生，中国只向朝鲜政府收取发给学生的助学金和国内旅费，而苏联则要收取包括教学、住宿等在内的一切开销的50%。比较中苏对朝鲜的援助力度，苏联外交部远东司感到相形见绌，所以建议与财政部一起向部长会议提出修改有关苏朝协议的条款。

如此看来，在朝鲜经济重建的最初之年，中国做出的无偿援助承诺，在金额上已经超过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苏东合计不超过22亿卢布，而中国则超过30亿卢布）。后来人民币与卢布的折算方法有变，苏联对朝鲜无偿援助的金额也因为免除朝鲜归还贷款而有所增加。但无论如何，考虑到中国本身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所蒙受的重大损失，那么这样的援助力度和决心，确实是超乎寻常的。有学者认为，这一现象表明此时中苏在援助朝鲜方面已进入了一种“竞争”状态。这样理解未免过于超前，需知当时中苏关系还处在上升时期，况且中国战后的经济恢复也要仰仗苏联的大规模援助，又怎么可能有意去同苏联竞争？对于中国这种超出自身承受能力援助他人的行为，合乎情理的解释是：毛泽东深知中国在战争期间得罪了朝鲜，而中国是亚洲革命的领导者，又在历史上与朝鲜颇有渊源，为了恢复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就必须做出非常的努力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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