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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合影（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史》，顾保孜著，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南海外，几十万人围集四周，一百多个高音喇叭发出刺耳的喧叫：“打倒刘少奇！”
1967年4月1日，国内各大报纸登载了署名戚本禹的长篇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刘少奇读后，气愤至极，他狠狠地把报纸摔在桌上：“假话，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指《清官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我早在去年8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
6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高喊着口号冲进刘少奇办公室，向他宣布如下勒令：必须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过去刘少奇习惯夜间工作，上午休息），并按戚本禹文中所列的所谓“八大罪状”提出质问。
刘少奇早就渴望能有一个机会让他公开答辩，虽然现在是个非常场合，但毕竟有了把话说出来的机会。他逐条驳斥戚文对他的污蔑，有理有据，义正词严，当造反派质问到“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时，刘少奇一下子怒火冲天，白发上竖：“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六十一人出狱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他们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啊！这事，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
第二天，刘少奇交出一篇关于“八大罪状”的答辩，工作人员把原件上送，并抄成一份大字报在中南海内贴出，不料，几个小时之后，竟被撕得粉碎。
一连串的莫名打击，使刘少奇精神上极为痛苦，加上突然改变作息习惯，限制安眠药用量，他几天都没能睡着，身体变得很弱。偏偏在这时候，清华大学造反派们要组织30万人的大会批斗王光美。
刘少奇急了，怒了：“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作检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蕴纳在心中的积怨终于如火山一样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