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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外交部观察到，朝鲜停战后，中朝关系有“不正常现象”。如“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居住条件很差，朝鲜领导同志也极少去那里”;在平壤的战争展览馆，12个战绩展厅中只留给中国志愿军战士一个，而在其余的所有展厅中，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被解释成与中国志愿军无关;“金日成打算逐步解除在中国待过的领导工作者在党和政府中的职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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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政府在1952年召回驻朝大使后，直到1955年1月没有再派新大使。在朝鲜驻华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几乎没有同朝鲜代表交谈过”。苏方据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同志对朝鲜人的行为很不满(尽管没有公开表达过)，但他们对朝鲜人表现得很克制。”

这一切，显然都与金日成开展党内斗争，清除朝鲜劳动党内的亲中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微妙关系。

“莫斯科派”首先遭排挤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风潮的影响下，金日成清除党内反对力量，首先指向莫斯科派。

1956年4月23-28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主要目的是进行人事调整，进一步消除反对派的势力和影响。会议既没有消除前一段广大干部对人事处理的不满情绪，也没有研究人民普遍关心的经济困难和生活问题，对朝鲜劳动党内严重存在的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现象，如全国各地都建立了他的纪念碑，到处可以看到他的肖像，电影、歌曲、著作都在歌颂他的英明等，更是只字不提。

金日成的长篇报告，除了赞扬朝鲜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成就外，就是反复批判朴宪

永等南方派领导人以及其他“分裂党的宗派主义活动”。大会对中央委员会进行了大规模调整，以保证对金日成的忠诚和支持。在71名中央委员中，新选43人，上届保留下来的只有28人，在45名候补中央委员中，新选43人，保留的只有2人。

这次会议的人事调整主要是针对莫斯科派的，在代表大会之前一次审议候选人的中央会议上，金日成提出，有一些从苏联回来的干部已经接受了朝鲜国籍，又不愿放弃苏联国籍，为什么还要选他们当中央委员?对此，崔庸健愤怒地说道，既然他们脚踏两只船，就应该把他们踢出去。结果，这些人全部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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