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把“旗手”改为“战士”
大概是1967年4月，江青交给我一篇文章，作者是当时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她在约6000字的文章中，热情赞扬江青，一共用了20多个“敬爱的江青同志”，并称江青是“文艺战线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最坚强、最英勇的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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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当时的认识，我是完全赞成杜近芳同志这篇文章的，只是觉得有的地方应当稍作修改。于是我向江青提了两点建议：第一，是不是不称你为“旗手”好些?“旗手”应该说是毛主席。江青说：“对!对!”接着吩咐我：“你去告诉关锋同志，叫他给我把这个关。”第二，这篇文章用了20多个“敬爱的江青同志”，“敬爱的”是不是太多了?在关键地方用一两次就可以了，这样文章朴实些。江青说：“这个意见也好，你一并告诉关锋同志。”
文章在《红旗》发表时，将“旗手”改成“战士”，作者看到后很不满意，怒气冲冲地拿着《红旗》，找到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作家金敬迈、李英儒等询问：“《红旗》杂志是不是有反对江青同志的反革命?为什么把我写的‘旗手’砍掉了?”据说，这件事还反映到戚本禹那里，戚本禹不知道前因后果，就去问关锋，关锋有点生气了，跟戚说：“不要问我，你直接去问江青同志吧!”
送错一封信结束秘书生涯
1967年底或1968年初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转给江青的信。信是北京某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来的，信很长，有上万字。信中，这位女演员讲了她的从艺经历，说她也曾经叫过“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再说到她在 “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以及赞扬江青等等。
这个女演员写信无非是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除她正在受到的冲击。我以为写信的人会和江青有什么关系，怕处理错了，负不起责任，于是在信上附了一张条子：“江青同志：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但是我误会了，这位写信人以及她写的内容和江青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第二天，江青派人把我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脸，把信往桌子上一摔责问我：“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我吓呆了，低头一看，原来是这封信不该送给她。我胆怯地说：“我怕来信人和您有什么关系……”江青怒气冲冲地说：“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后就没动过窝?你拿郭沫若的《洪波曲》来看看!”当时我确实借来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上面讲，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文艺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汉、重庆，一部分人去了延安。江青就是属于去延安的，但上面并没讲到她的名字。
在江青的办公室、卧室甚至餐厅，都安装着叫护士或服务员的电铃，江青是一个人住在钓鱼台十一号楼的，整栋楼几十个房间住的都是她的工作人员，包括厨师、警卫员、护士和秘书等，这和其他领导人是不同的……
